「民族主義」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一部分，也是孫中山進行「政治革命」的重要理據。而談到「民族主義」，孫中山總是楬櫫其目標為：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一律平等，對外求中國與世界各民族之平等。惟過去對於孫中山民族主義之理解，多循舊有的根基論為之，亦即重視民族構成的客觀特徵，蓋孫中山嘗以為民族就是有共同的血緣、語言、文化、宗教與生活方式的一群人。惟筆者以近年流行的文化建構論為框架，以為但亦有文化建構論的因子，此正繫於他的大亞洲主義演說核心的「王道」論述上。孫中山認為「民族」的結合是出於王道，所以，在論述中日親善與亞洲聯合時，強調要以「王道」進行整合。而「王道」就是以儒家義理為核心所構成的價值、行為標準與政治秩序，以其做為國族之區辨暨整合的主觀條件，其實就是回歸到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主義。文化主義其實可視為國族主義的先質，有助於現代國族的想像。本文擬以此出發，進一步探討孫中山基於傳統文化主義下對於當代東亞秩序的想像。